沈建光：美元汇率的拐点到了吗

　　作者 | 沈建光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 |《中国外汇》2024年第16期

要点

美国经济放缓之下美元指数的强势周期将迎来拐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指数一定会大幅贬值，需要关注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变化，以及美国大选等因素的影响。

　　2024年7月下旬以来，美元指数迅速走弱，特别是在8月上旬一度在一周时间内从105快速下跌至102。这背后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放缓，美联储降息预期有所升温。

　　首先，美国新增就业大幅放缓，失业率上升。7月美国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4万，低于6月下修后的17.9万。工资也大幅放缓，平均时薪较上年同期增长3.6%，低于6月的3.9%。7月失业率升至4.3%，高于预期的4.1%。当前美国失业率从2024年以来的低点上涨了0.6%，触发了基于失业率预测衰退的“萨姆规则”，激起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其次，消费持续走弱，消费信心回落。6月美国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速下降0.1%，表明消费者支出压力加大。其中，汽车和汽油支出是最大的下行驱动因素，环比分别下降2.3%和3%。选举的不确定性也削弱了经济前景，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回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7月的最终读数为66.4，为2023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再次，房地产市场销售低迷。自2022年初以来，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已经翻了一倍。在高利率冲击下，普通民众的首次买房和置换需求被迫搁置，二手房市场供应短缺，楼市陷入量跌价涨的境地。截至2024年6月末，美国房价指数为2019年末的1.5倍，但成屋销售从553万套下降至389万套。

　　最后，制造业活动持续萎缩。制造业核心资本品订单几乎停止增长，2024年1—6月同比增速仅为0.9%。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PMI指数从6月的48.5降至7月的46.8，创近8个月新低。芝加哥PMI在5月跌至35.4（触及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之后，6月、7月仍处于荣枯线之下（47.4、45.3）。芝加哥地区经济活动的放缓，一定程度上预示美国制造业甚至更广泛的经济活动可能遇到压力。

　　在一系列经济指标放缓的背景下，美国通胀也出现进一步降温。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下降0.1%，是自2020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环比下降，CPI和核心CPI同比分别降至3.0%、3.3%，均低于预期。各项品类普遍呈现放缓态势，如能源价格环比下降2%，二手车下降1.5%，运输下降1.3%，医疗服务从0.5%降至0.2%。房租环比降至0.2%，打破连续4个月超过0.4%的上涨趋势，显示通胀压力进一步减弱。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肯定了通胀回落的进展，表示美联储可能会在9月会议上宣布降息。

　　整体而言，当前美国经济正在放缓，美联储也有望开启降息之路，在此背景下，美元指数的强势周期已经面临拐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元指数一定会大幅贬值，需要关注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变化以及美国大选的影响。

　　一是欧元区、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增长相对低迷。2024年以来，欧洲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显著改善，德国和法国CPI同比稳定在2.5%左右，英国CPI同比已经回落至2%。但欧洲经济增长步履蹒跚，例如7月欧元区制造业PMI仅为45.6%（其中德国42.6%），连续25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欧元区工业生产指数也持续处于负增长区间。英国工党政府近期多次强调英国财政状况不堪，首相基尔·斯塔默更直言英国已“破产”。

　　二是除了日本央行加息外，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先于美联储开启降息。加拿大央行和欧央行在6月宣布降息，英国央行、新西兰央行在8月宣布降息。与此同时，美联储相对谨慎，降息决策依赖于经济数据表现，如果没有足够经济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美联储不会轻易连续大幅度降息。

　　三是美国大选不确定性增加，或加剧美元波动。一方面，尽管特朗普主张“弱美元”以减少贸易逆差和支持制造业回流，但“弱美元”本身与其加强贸易壁垒的政策主张相对冲突。加征关税或抬升美国国内通胀水平，并不利于“弱美元”的实现。另一方面，在拜登退选后，副总统哈里斯接替，民调很快追平了特朗普，美国大选前景难料，或加剧市场波动。

　　综合来看，美国经济放缓之下美元指数的强势周期将迎来拐点，但未来影响美元指数走势的因素趋于复杂，走势仍具有不确定性。